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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生豬養殖為主的畜牧業生產

來源:http://www.kkqhq.tw/news/4.html    發布時間:2017-04-21    點擊:960

  目前,以生豬養殖為主的畜牧業生產依然是我國廣大農民獲得收益的主要途徑之一。然而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動物疫病日益復雜,病毒傳播與擴散速度加快。03年的 “非典”,以及之后的“禽流感”、“豬流感”,不斷地提示著我們生態環境的惡化對于畜牧業生產的威脅,因此人們對于生豬養殖考慮的問題越來越多的是風險問題。特別是在經歷了07年以高致病性豬藍耳病為元兇的生豬疫情,這種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生豬養殖戶措手不及。為了避免生豬遭遇疫病而死亡的風險,養殖戶紛紛減少存欄數,大量宰殺小豬母豬,生豬的生產跌入低谷。這也使得我國的豬肉價格從07年之后就進入了暴漲階段,供需兩端不平衡,使得豬肉市場價格波動不斷,嚴重影響了人們生活和養殖戶的生豬養殖熱情。為了應對這些情況,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政策的滯后性使得豬肉價格調節效果不顯,豬肉價格以及生豬養殖的市場均衡更多的還是應該依靠市場自身的調節作用,通過市場自身的調節機制再加上政府的合理調控,才能使得市場趨于穩定。

  生豬產業的這種脆弱性致使我國生豬養殖戶亟需一種能夠轉移分散風險和分攤經濟損失的風險管理機制,政府為扶持生豬養殖業發展而提出的政策性生豬保險具有這種功能。能繁母豬保險也為市場化機制有效運作提供了很好的條件。07年政府提出了政策性生豬保險的政策,要求從發展生豬保險和能繁母豬保險、加強疫情防控、建立協作機制等方面對建立和完善生豬保險體系與防災防疫相結合的機制等做出了宏觀部署,這為增強生豬養殖戶抵御重大疫病和自然災害等風險的能力提供了較好的基礎。然而我國的生豬保險業務發展相對比較緩慢,能夠提供較好借鑒的經驗較少,使得在政策性生豬保險推進過程中出現了成本高、定損難、賠付率高、參保意識低及逆向選擇等一系列問題,使得推廣工作難度加大。

  生豬保險政策對于養殖戶防范風險,穩定收益有著積極的作用,也是發揮市場作用的有效途徑。同時生豬養殖戶作為生豬保險和能繁母豬保險推廣的對象,其保險購買意愿直接關系到政策的推廣,因此研究養殖戶對生豬保險和能繁母豬保險的需求就變得更加迫切,因此本文希望通過對永定縣農戶對能繁母豬保險情況的調查,從微觀層面分析農戶對能繁母豬保險的支付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能夠為永定縣生豬保險體系的完善以及生豬養殖的發展提供一些的借鑒和合理建議。

  2. 國內外研究現狀

  2.1國外的研究研究現狀

  能繁母豬保險屬于農業保險范疇,因此需要從農業保險的研究現狀出發尋找生豬保險普遍性的特征。自20世紀30年代國內外的學者就已開始了對農業保險的理論研究。經過多年的發展,各國農業保險的發展經歷了很多波折,政府培育競爭性保險產業發展的嘗試大部分都遇到了挫折(Gardner和Kramer),這主要源于私人農業保險的市場失靈。[1]

  Chambers 、Hyde和Vercammen 、Knight和Coble 等人認為, 由于農業保險人的收益受制于被保險人的不可觀測性以及機會主義行為, 道德風險增加了農業保險的不可實施性。[2-4]Wright和Hewitt 認為農戶運用其他風險管理方式(多樣化種植、收入平滑與消費平滑等等)分散風險, 這些方式比農業保險分散風險的成本低, 是造成農業保險市場失靈的主要原因。。同樣也說明,由私人來承擔農業保險難以經營,需要政府部門的直接經營或者間接經營的。[5]

  在實施政策性保險補貼必要性研究方面,政府對農作物保險市場干預時, 其經濟效率和達到社會公平性方面的作用微弱, 政府介入農業保險市場主要在于其社會功能,Hazell 、Nelson和 Loehman 等研究了農業保險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以及對農戶的重要作用。[6-7]Yamauchi 利用日本HOKUR IKU 地區1953年和AOMOR I PREFECTURE地區1980年農作物減產的稻谷保險數據, 驗證了農業保險對農戶收入的穩定功效。[8]但Mishra 指出,由于管理費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原因,農業保險的經營成本比較高,保險費大于農民的風險管理費用,如果政府不提供保費補貼,農場主投保可能就不劃算。[9]另外,由于農業和非農業部門之間存在緊密聯系,非農業部門也會獲得福利收益,即農業保險所帶來的最終利益是外在的一全社會的,其產品具有大部分公共產品的特征,政府的直接經營或大量補貼是農業保險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也有不同的觀點, Siamwalla和Valdes 認為政府不應該補貼農業保險, 理由是補貼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10]Wright和Hewitt 認為如果農戶普遍接受政府提供補貼的農作物保險,該保險將會把其他的風險管理方式排擠掉,從而加大農戶受風險影響的程度,導致人們更加依賴這種有政府補貼的農作物保險。[5]

  在農戶保險需求影響因素研究方面,Neumann和Morgenstern 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論為保險需求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11]Peter Hazell,Carlos Pomareda and AlbertoValdes 認為農戶對農作物保險的需求取決于期望收入、收入的變動程度及農戶的風險規避系數。[12]Arrow 認為只有當購買保險的效用水平高于未購買保險的效用水平時, 消費者才會選擇購買保險。當保險費高到一定程度時, 由于風險規避意識所導致的效用升高效應喪失, 就會出現消費者不參加保險的情況。[13]Saleem Shaik,Keith H.Coble和Thomas O.Knight 認為影響著農戶的保險購買決策因素包括初始財富、風險規避系數、產量均值、產量標準差、風險發生概率、灌溉比率、以及選擇購買收入保險而非數量保險的決策等。[14]

  2.2國內的研究現狀

  我國最早有記載的農業保險試驗是在1934年,以王世穎、黃公安為代表的農業經濟學家對當時國外農業保險的運作制度進行了研究,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 對中國農業保險的實施意義及模式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然而, 農業保險在1980 年代以前的研究由于各種原因而進展緩慢, 直到1982年, 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重新開辦農業保險業務之后, 經濟理論界對各種農業保險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改革開放以后,郭曉航 首次提出農業保險是政策性保險,但當時農業保險實行純商業化運作方式,此觀點并未引起保險業界和政府的足夠重視。[15]隨著國外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及研究成果被陸續引入我國,國內受到商業化模式下農業保險經歷了連續的經營虧損甚至萎縮,農業保險區別于一般商業保險屬性問題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和深入。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在農業保險屬性及性質的論述方面,李軍 認為農業保險屬于準公共物品,政府可以通過稅收、制定專門立法以及政府自行供應等辦法糾正公共物品及準公共物品的供應失靈;[16]劉京生 從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角度出發, 提出農業既是基礎產業又是弱質產業的現實決定了農民的產出效益同社會效益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基于此, 農業保險應具有商品和非商品兩重屬性;[17]庹國柱和王國軍 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保險的性質, 認為農業保險在直接消費上具有排他性, 在間接消費環節具有非排他性, 因而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間的一種物品, 結論是農業保險只能采取政策性保險;[18]馮文麗 從福利經濟學角度分析我國農業保險,認為農業保險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存在正外部性。[19]同樣,高彥彬 認為我國農業保險供給和需求均不足、市場處于失靈狀態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業保險的雙重外部性和準公共產品特性,商業性經營難以成功運作。[20]黎已銘 從保險學原理出發,認為農業保險不符合理想的可保風險條件, 農業保險的弱質性使農業保險的商業化經營陷入困境, 因此對于農業保險應實行政策性補貼。[21]

  在農業保險發展模式及道路的探索方面,郭永利 在總結各國農業保險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我圍農業保險的發展,要建立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走農民互助合作為基礎,專業性農業保險機構辦理業務的道路。[22]除此之外國內的的學者還認為政府主辦模式、共濟合作模式、分散經營模式三種經營農險的模式。以及在農業保險發展中采取“三階段推進戰略’’。

  在農民的風險偏好分析方面,庹國柱、王國軍等 認為對農業保險的需求較低主要是因為農民一般不是風險規避者,[18]但顧海英、史清華、張躍華等 則認為在收入較低情況下,風險的規避程度較低,在收入到達一定水平前,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其對風險的規避意識會不斷提高。[23]

  在制約農戶農業保險需求和購買決策方面,劉寬 認為農業發展水平低下以及農業損失率高導致保費昂貴與農民收入低的矛盾是制約著農民農業保險需求。[24]熊軍紅、浦成毅、對農民收入與農業保險需求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農民貨幣收入是制約農業保險需求的主要因素。[25]胡文忠、楊汭華、選取順義、平谷和密云3 個典型區縣開展調研,研究結果表明: 生豬養殖規模、生豬養殖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以及保險認知是農戶生豬保險需求決策的影響因素。[26]陳妍,凌遠云,陳澤育等、通過分析武漢市和興山縣100個農戶的調查資料,得出顯著影響農民農業保險的因素主要有農戶的家庭農業收入、耕地面積及受訪者的受教育年限和務農年限。[27]黃椿吳聲怡、對農戶投保農業保險的意愿情況進行研究和實證分析,了解相關因素對農戶投保意愿的影響程度。隨機對福建省481 份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并對數據進行logistic回歸處理。結果顯示:文化水平、養殖效益、受周邊人的影響這3 個因素對農戶投保農業保險的意愿有顯著影響,養殖年限、存欄數、養殖投入程度、投保便利程度、對保險公司的看法、是否曾獲得保險公司賠付等6 個變量對農戶投保農業保險的意愿影響不大。[28]陳林艷、 從江蘇省10個地區獲得的抽樣調查數據, 分析江蘇省農戶對農業保險的認知程度和投保意愿, 并對影響農戶參加農業保險的各個因素進行研究。研究表明, 農戶對農業保險的需求主要受個人承擔保費的水平、家庭農業生產勞動人口數、農業風險造成的損失程度、農民受教育程度、農業生產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以及農業保險的產量保障水平等因素的影響。 [29]方伶俐、根據湖北省376戶農戶調查資料, 對農戶的風險態度、風險分散方式及農業保險在各種農村保險中的排序等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 農戶的風險態度、傳統的風險分散方式及農業保險在各種農村保險中排序靠后等因素對農戶農業保險需求有消極影響。[30]

  3. 研究存在的問題

  綜合國內外研究成果可以發現,農業保險有效需求是成功開展農業保險的關鍵。而目前國內從農戶角度研究農業保險購買決策的實證分析,主要是以種植業保險為研究對象,而政策性生豬保險養殖戶的購買意愿的分析還比較少。 因此本文通過養殖戶對能繁母豬保險購買意愿的調查分析,結合影響養殖戶能繁母豬保險購買意愿的因素,提出一些促進能繁母豬保險的工作推廣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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